辽宁快乐12助手_那这个转变不是五六十年开始的路径的转变

 公司新闻     |      2019-09-16 11:06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各个断代的研究都取得很多重大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在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各个断代的研究都取得很多重大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在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所从事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同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其他断代或专门史的变化更引人瞩目。这不是说我们做的比其他领域的学者好,而是因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本来就是在20世纪新史学的体系下发展起来的新领域,在传统史学里,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域,本来就缺乏深厚的学术基础,更没有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明清社会经济史不仅有了基本的问题格局,方法上初步自成体系,形成了与传统史学明显不同的学术议题和研究范式。

  但是,就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由断裂或转折划分出来的独立阶段。事实上,至少在前二十年,大致上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这个时间点很难清晰划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到今天还在延续),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延续着五六十年代的路径发展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转变的时间标志,那这个转变不是五六十年开始的路径的转变,而是重新回到五六十年的路径上。我们都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以“拨乱反正”为目标的。这个“正”,就是五六十年走出来的“正”,这个“乱”则是期间对学术的摧残和后来的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影射史学。所以,七十年代末以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脉络接续起来,在当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风气下,明清社会经济史一度热闹起来。当时活跃的学者,主要包括了两代人,一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创并奠定了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格局的老一代学者,一是五六十年代开始跟随上一代学者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门的当时还年轻的学者。这两代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问题和积累的研究经验基础上,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十多二十年间出版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研究集大成的总结性的成果,建构了一个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和解释体系。这个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影响之深,今天仍然主导着知识界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很多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虽然越来越少提及这个时期的成果,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摆脱或者超越这个经济史体系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例如资本主义萌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地权形态和租佃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结构、市镇与城市发展、海外贸易等等议题,都是从五六十年代提出来,到八九十年代才真正形成比较系统化的解释。这些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引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认识,也不应否定或者贬低这个转变在中国史学转向的意义。前面所说的延续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的路径,固然是一种承前,但实际发生的影响和意义,更体现在启后。

  首先,前面提到的两代学者,在继续推进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的时候,通过深化和总结其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在已经提出的问题框架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更把他们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的许多疑惑提了出来,尤其是原来的理论框架不能自圆其说的,与历史事实不能吻合的,从既有的逻辑上引申出来的,由于新发掘的史料和史实导出的,种种的新问题,都在八九十年代逐渐萌生出来。当时的研究有一种比较共同的处境,就是一方面仍然有一套似乎定型的大家深信不疑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研究中被认识到的越来越多细致复杂的事实,直接套入这套理论时,常常要面对逻辑上的矛盾乃至陷于悖论中。于是,打通历史事实与固有理论逻辑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提出修正或建立新的解释,成为当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种努力的方向。例如,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理论假设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显著的发展变化事实之间矛盾,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小农经营方式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松解与宗族社会发展的关系,全国性市场的性质与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关系,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江南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等等,都隐含或呼唤着新的历史视角,新的议题和解释逻辑,甚至潜在地引出新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追求。老一辈的学者不仅把几十年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不满足于一些教条化的历史解释,从历史事实出发去推进社会经济史解释体系的建立,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把研究方向拉向新的领域,为后面二十年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

  这种学术转向的另一重要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探索。从1978年开始,随着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一批年轻人通过研究生的渠道进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他们在上面说到的两代学者的指导下,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前辈开辟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更努力去探索向前推进的方向。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历史学界都在热切地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径,战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出来种种学说和方法,也触动着研究者的思想,打开研究者的眼界。与此同时,欧美、日本和台湾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许多成果也给大陆地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启发和刺激。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下,在前二十年,年轻一代学者主要还是跟随上两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套路,在此基础上,先从扩大视野,拓深问题入手,引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开出新的领域,逐渐形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格局。到后二十年,当这代学者逐渐成熟的时候,一些新的方向和课题已经渐见明晰起来,他们后来指导的学生,越来越多在新的研究框架中拓展新议题。

  因此,我们回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进展时,既要立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的延续,又要敏感地把握着这种在延续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方向。沿“旧路径”走出“新方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的一个特色。之所以能够这样走过来,一方面是因为从历史学的整体上看,我们这个学科的所谓“旧路径”本身就是“新方向”,从一开始就是以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的所谓“新发展”,也主要是研究新材料的大规模拓展,推动了研究问题的不断更新。